仕态|落马官员信仰什么
关于高官腐败，反腐败理论研究者邵道生曾提出著名的“信仰危机”说。他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然而，十数年后，只能看到“信仰危机”巨石留下的一丝涟漪。在探究贪官精神世界的理论研究方面，至今未能跨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门槛，登堂入室成为显学。
“信仰”问卷
十年前，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着手在地方官员中进行采样调查，在调查中，他罕有地“叩击”到了官员们不为人知的信仰、精神层面。
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肖唐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包括了市厅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等各级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来自国企和高校的政工干部。
“迷信”的根源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所做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分析报告》也显示，不少县处级公务员具有迷信行为，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迷信现象。
程萍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盛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十年轨迹
从2003年在党校课堂上进行官员信仰的抽样调查开始，肖唐镖专注于中国政治和干部制度的研究，迄今已逾十年。谈到十年间贪吏现象的变化，他说，“比之十年前，一些贪腐官员无论是言行的张狂，还是贪腐的数额表现，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年来，中共中央整体上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继2004年出台5+1文件后，又推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
但肖唐镖认为，这些措施仍然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是解决干部贪腐的“良药”。如干部的内部竞争上岗、限期任职、述职评议，近些年在中国政治实践中也已获不同程度的试点或推广，与过去僵硬的管理制度相比，这些新的制度无疑是进步的，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面对现实，不能不看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有关干部管理的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建设的步子越来越快；但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贪污受贿的金额，从原来的以万元、十万元、百万元计，发展到以千万元、甚至万万元计。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回归“制度”
在肖唐镖看来，对官员政治信仰、思想的研究，这10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现有的研究“十分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田野调查数据，无法评估干部队伍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这种评估，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出现过针对官员群体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这个调查涉及到350位左右干部的心理和思想状况，但仅仅列出了这些被调查干部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并未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至今仍无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连年发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是国内目前能看到“仅有的”对干部状况的调查分析。它以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司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一个视角揭开了领导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但肖唐镖认为，该“蓝皮书”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缺乏对官员们关于政治改革的心理与要求的系统分析。
由于缺乏此类分析，使得以官员为目标群体的“防腐、反腐”宣传“乏力”而“无实效”。
肖唐镖发现，由于公务员队伍或曰“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贪腐官员在主旋律场合不会表现出这种“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就会表露各异。而在马列主义信仰产生“摇摆”的同时，贪腐官员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导致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法制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官员走向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镖说，“看透了贪腐官员的精神世界之后，再想求一个解决之道，终要回到一个词上：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亦认为，对官员进行精神层面“干预”，需教育与约束并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举。面对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生成和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行为，制度建设首先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官员，特别是高官，手握国家公器，因此，其思想和信仰便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共性’的问题应纳入公共规范中，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为公共制度所约束。”肖唐镖指出，官员的思想、道德、信仰这些“公共性”问题，最终要回到民主法制的基本精神上，才是正解。
（摘自《领导文萃》2014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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